东南亚南岛语族的拼板船则没有贯穿船板内外的钻孔，而是在两块船板边沿钻孔，然后以木钉拼合船板（图4），船舷内外都看不见钻孔或木钉的痕迹。但是在船舷内侧，上下船板都有刳系，以绳索绑在类似肋骨的结构上（图5）。

图4 两块船板边沿钻孔，然后以木钉拼合船板示意图。

图5 菲律宾国家博物馆的布端沉船，船舷内侧上下船板都有刳系，以绳索绑在肋骨上。（摄影：戴柔星）

根据周去非的记录，中国东南、西南也有使用缝合船板和木钉拼板的传统，那么在考古发掘中要判断缝合船和拼板船的来源，就必须把中国东南和西南的因素考虑在内。

明代以后的文献对广船的描述着重于强调铁力木的使用。《武备志》对广船的评价是：

广船若坏须用铁力木修理，难乎其继。且其制下窄上宽，状若两翼，在里海则稳，在外海则动摇，此广船之利弊也。^[28]

《明史》同样强调广船的用材：

   广东船，铁栗木为之，视福船尤巨而坚。其利用者二，可发佛郎机，可掷火球。^[29]

铁力木（图6），学名Mesua ferrea (Sri Lankan ironwood, Indian rose chestnut)，分布于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泰国、新加坡，中国云南、广东、广西。木材质量极重，质地坚硬。

图6 铁力木有红色嫩叶，开四瓣白花，容易辨认。（摄影：新加坡国家公园局[30]）

根据以上文献，广船在宋代有缝合船、拼板船的特征，明代以后强调以铁力木为材料。不过，目前的考古工作尚未有广船船型的发现，形成考古上的一个缺口。

四、结语

广船至今存在考古缺口，古代文献中有关中国海军和商船采用缝合船技术的记载几乎不受重视。广东在地理位置上与东南亚接近，与东南亚有共同的考古文化，加上从汉代开始就作为中国的门户与海外沟通，因此从原生文化或受外来影响两方面来看，广船与东南亚的传统船型有共同点不足为奇。而东南亚船型的研究者以非广船的中国船型为标本与具有东南亚船型特征的沉船作比较，然后得出以木钉拼合为东南亚船型特征的论点并否定拼板船是中国船型的可能性。事实上，《岭外代答》所记载的深广州军使用的船型其不使用铁钉的技术有很坚韧的生命力，因为现代所能够观察到的唯一一艘传统广船金华兴号，船底不使用铁钉钉连船板[31]，这使以铁钉拼合为中国船型最大特征的论点站不住脚。

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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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去非, 杨武泉.岭外代答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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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席龙飞、杨熺、唐锡仁：《中国科学技术史•交通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186页。

[2] 吴春明：《环中国海沉船》，南昌：江西高校出版，2003年，77-88页。

[3]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土木工程与航海技术》，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441页。

[4] Pierre-Yves Manguin, “Trading Ship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 XXXVI, p. 253, 268.

[5] ibid, 253-280.

[6] Michael Flecker, “The South-China-Sea Tradition: The Hybrid Hulls of South-East Asi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36.1 (2007): 75-90.

[7] Pierre-Yves Manguin, “Relationship and Cross-Influence Between Southeast Asian and Chinese Shipbuilding Traditions,” SPAFA Consultative Workshop on Research on Maritime Shipping and Trade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 1984.

[8] 原文缺“舷”字，作者补。因为缺字，后世引用的人更改字句，海鹘船的结构不得流传。

[9] 杜佑：《通典》卷一百六十“水战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典849。

[10]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第593冊，892页.

[11] 茅元仪：《武备志》卷一百十六“战船”，《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天启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964册489页。[12] 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一“海鹘”，《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第726册385页。

[13] 茅元仪：《武备志》，489页。

[14] 茅元仪：《武备志》，488页。

[15] 《续修四库全书》把“鸟艚”误为“乌艚”，从行文可知是手民之误，其他各本用“鸟船”或“鸟艚”。

[16] 茅元仪：《武备志》，489页。

[17] 范涞：《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卷之十“海船图说”，明万历三十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739册582页。

[18] 胡宗宪：《筹海图编》卷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第584册407页。

[19] 胡宗宪：《筹海图编》，409页。

[20] 茅元仪：《武备志》，490页。

[21] 茅元仪：《武备志》，491-492页。

[22] 朱彧、李伟国：《萍洲可谈》，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133页。

[23] 席龙飞、杨熺、唐锡仁：《中国科学技术史•交通卷》， 116页。

[24] 席龙飞、杨熺、唐锡仁：《中国科学技术史•交通卷》， 148页。

[25]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643页。

[26] 周去非、杨武泉《岭外代答校注》卷六“藤舟”，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218页。

[27] Megan Furman, Jewel of Muscat (Muscat: Sultanate of Oman, 2015), p. 31.

[28] 茅元仪：《武备志》卷一一七“广船”，第964册489页。

[29] 张廷玉：《明史》卷九十二“车船”，《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98册456页。[30] 新加坡国家公园局网站[2007-03-13]https://florafaunaweb.nparks.gov.sg/Special-Pages/plant-detail.aspx?id=3023

[31] 黄文生：《百岁古帆船折射岭南文化底蕴》，《广州日报》2004-12-30[2017-03-12] http://xuewen.cnki.net/CCND-GZRB20041230ZZZ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