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运河源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其后因战乱与政治中心位于西部，一直没有得到延伸与扩大。到隋炀帝时，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与江南经济的开发，方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纵横数千公里的隋唐大运河。其中隋唐运河永济渠段就流经今聊城的临清、冠县两地，主要引卫河、沁水、清水、淇水等自然河流满足运河水源。到宋金时期，因黄河的冲击，加之聊城位于前线，隋永济渠部分淤塞，只剩下中间御河一段，为重要的漕粮、军队输送路线，可以直达北部边防要地，这一时期因政局混乱与战争的影响，聊城虽位于运河沿线，但经济却比较落后，发展程度较低，人民生活贫困。

　　蒙元统一中国后，由于政治中心位于大都，经济中心却在江南，于是决定开挖运河以通漕运，满足京城对粮食、商货的需求。元世祖忽必烈命郭守敬等人先后开挖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从而使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元运河与隋运河相比，在长度上缩短了近千公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刺激了北京、天津、德州、聊城、淮安等城市的崛起，加快了南北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

　　元代运河山东段经历了从济州河到会通河的转变。

　　至元十九年 （1283年），元政府为通漕运，开南起济宁鲁桥，北到东平安山，长150里的济州河，该河北与聊城东阿新桥镇相接，与济水相连。至元二十六年 （1289年），为提高漕粮转运效率，全面提升运河的运输能力，元政府又开会通河，会通河南起东平安山，中经东昌 （今聊城），北至临清，与卫河接，长约250余里，并将先前开挖的济州河纳入其中，因该河南通江淮，转运百货，元世祖取 “天下会通”之意，命名会通河。会通河的贯通，对于聊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因元运河分水口设置不合理，导致山东段淤塞难行，水源匮乏，所以元代运河利用效率不高，主要以海运为主。

　　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对发展运河漕运非常重视，命工部尚书宋礼、民间水利专家白英疏浚了元代淤塞的会通河，并在京杭运河的最高点济宁南旺镇设分水枢纽工程，将周围汶、泗、山泉之水全部引入运河，然后利用闸、坝等水利设施南北分流，号称 “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解决了这一水利工程难题。

　　其后，明景泰、弘治年间，黄河又屡次冲决聊城张秋段运河，对国家漕运造成了巨大威胁，中央政府多次派遣重臣对黄河与运河进行治理，并在济宁设总理河道、张秋设北河工部分司、临清设管河兵备道，强化了对包括聊城在内的山东运河段的管理。清代沿袭明河道管理制度，只是将河道总督一分为三，其中北河总督驻天津、南河总督驻淮安清江浦，东河总督驻济宁，东河管辖范围为山东、河南两地的黄河与运河，聊城、临清、德州、济宁等地的管河官员、水利工程、河银征收、夫役派遣，都归其控制。除管河机构外，因聊城、临清为漕船、商旅、行人必经之地，交通便利，中央政府还在临清设工部砖厂，将生产的贡砖输往北京建设京城、长城、陵墓、天坛等；设户部督粮分司，将南方转运而来的数百万石漕粮供给京城、赈济灾荒、平衡粮价；置户部钞关，对过往的商货船只征收税银，以增加国库收入。

　　除悠久的河道外，聊城运河上还有大量的水工设施，这些设施对于保障运河畅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山东运河向来缺水，所以用于控制水源的闸座特别多，因此也被称为 “闸河”，其中聊城段就有荆门闸、七级闸、阿城闸、临清闸、会通闸、土桥闸、梁乡闸、通济桥闸、李海务闸、周家店闸等十数座船闸，其中有数座为复式船闸，科技含量很高。除船闸外，古代政府还在聊城运河沿岸设有浅铺、堡夫、河兵等机构与人员，对运河定期疏浚与挑挖，其管理非常细密与繁琐。

　　清后期，随着河政制度的败坏与黄河的北徙，聊城运河逐渐陷入困顿。咸丰五年 （1885年）黄河决口于河南铜瓦厢，滚滚洪流将运河张秋段拦腰截断，夺大清河河道从利津入海，聊城以北运河淤塞不通。

　　交通优势的丧失，使聊城、临清、张秋等城市经济地位一落千丈，导致商人离散、文化凋敝，繁华一去不再。2014年随着中国大运河入选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聊城也加快了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提出了发展运河旅游业的策略，加大了对运河治理的投入，使古老的运河重新焕发了新机。

（运河学研究院郑民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