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运河终点码头由城内的积水潭改到大通桥附近。外地商旅经运河进京，都要在这里上岸，经由崇文门税关进城。有着四百多年历史的崇文门税关，见证了明清乃至民国时期税收制度的兴衰发展。
京师课税第一关
东方晨曦微露，雄鸡报晓，巍峨的崇文门城楼上钟声响起，身着官服的税官整装待发，准备出城收税。城门一开，城外商贩，肩挑背负的、推独轮车的、驾车赶驴的，纷纷缴税过关。老北京的繁华和热闹跃然眼前。这是北京税务博物馆投影环幕中播放的片段，再现的正是号称“天下第一税关”的崇文门晨起征税的情景。
《光绪顺天府志》记载：“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令顺天府委佐贰官一员，于正阳门外税课司、崇文门宣课分司监收商税。”标志着崇文门税关的正式设立。三年后，“京师九门”税课“统于崇文一司”，朝廷又“差御史、主事各一人，到崇文门宣课司监收”。崇文门由顺天府管辖，改为由朝廷派遣官员管理的总衙署，地位明显跃升。
为何崇文门税关地位如此之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紧邻大通桥的运河码头，处于交通枢纽地位，不仅在京城发挥着总税关的作用，在大运河的八大钞关中也名列前茅。
明清时期经由大运河载粮北上的漕船，按照规定可携带一定数量的地方特产随船发卖。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的崇文门税关档案记载，当年南来漕船多达3400余艘，携带茶叶、白糖、纸张、槟榔、白蜡、桐油、姜黄、鱼胶等商品数十种。此外有来自东北、西南、闽广等地的商人贩运大量当地商货来到京城，并纷纷在附近建立了各地商业会馆。
随着官商客旅频繁往来、商品交流范围扩大，崇文门税关的税收持续增加，显示出强大的征税能力。明万历六年（1578），崇文门税关的年收商税银共19816两。天启五年（1625），“崇文门税关年收税银定额已达89929两，列全国八关之首”。到了清代，崇文门税关的课税按清廷原定为10万两左右，但实际税收远远不止，“每岁额征正余银三十万两”，最高时多达32万两，远超额定税课，成为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
崇文门税关收入的税银，除了部分用于宫廷外，剩余全部上缴国库。
崇文门（［瑞典］奥斯瓦尔德·喜仁龙 摄，来源：《京华旧影》，第30页）
偷逃勒索多乱象
清代陈康祺编著的《郎潜纪闻三笔》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天下榷税之关，以京师崇文门胥吏为最侈且暴。言官屡劾，谕旨屡诫，而积习如故也。”
崇文门税关处在万方辐辏的京师之地，商贾往来频繁，在此征收商税，是一个很容易多收肥己的差事。商人想要进城，货物除照章完税外，还须给税吏一些好处。这些税官和胥吏利用职权，想出各种办法从货商那里额外多收、敲诈勒索、违例罚款，其敛财花样之多，难以枚举。所以，崇文门又被商旅称为“鬼门关”。
面对官员们违例罚款的情况，过往商民敢怒不敢言。即使是朝中大员，崇文门税吏仍无视其官阶，滥用职权。清乾隆年间，山东布政使陆耀入朝觐见皇帝，在通关时被税吏拦住索税，税费甚高，陆耀实在给不起，就干脆将自己的行李都留在城外，并对胥吏说：“我什么行李都不带，只身进城，你们还征什么税？”清道光年间，浙江武进士杨燮进京候选，过城门时，因张贴于木榜上的纳税名目模糊不清，不知所带行李中哪些应该纳税，恳请开箱检验。税吏不肯，勒令每箱出银4两。杨燮辩解所带衣箱并非商货，其他零星物件可按规定纳税。税吏随即称其漏报税物，应罚银500两押赴官店。次日，杨燮恳请通关，仍被索要150两白银，无奈之下去府衙控告。
清朝查嗣瑮曾作诗讽刺这种乱象：“九门征课一门专，马迹车尘互相连。内使自取花担税，朝朝插鬓掠双钱。”
不仅税吏滥用职权中饱私囊，商民们也用绕越偷漏和以多报少的方法逃税。从崇文门税关经过的一大类商品——烧酒，因数量大、税额高，商民常常进行绕越和偷运。清朝北京城内不许开烧锅，朝廷指定18家酒商，在崇文门统一收售和征税。一般的酿酒作坊，为避免征税和查验，会将酒装入猪尿脬挂在胸前，夜里冒着生命危险，偷偷翻过城墙，俗称“背私酒”。更有商民串通崇文门税吏，以包揽护送私酒为业。
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船只，也面临着每到一处钞关就被盘剥的税收压力。这也促使运输人员想方设法逃税。商货附搭于贡船、漕船上，除了可以在适合通航的时段优先通行外，还可以蒙混避税。
明代话本小说集《醒世恒言》中描写：每常有下路粮船，运粮到京，交纳过后，那空船回去，就揽这生意，假充座船，请得个官员坐舱，那船头便去包揽他人货物，图个免税之利，这也是个旧规。《警世通言》中也有描写：原来坐船有个规矩，凡是顺便回家，不论客货私货，都装载得满满的，却去揽一位官人乘坐，借其名号，免他一路税课。于是，船家不要那官人的船钱，反出十两银子送他，为孝顺之礼，谓之“坐舱钱”。
为清除崇文门税关之弊，明崇祯十四年（1641），针对保举税官一事，朝廷下令以后各关差缺应当推举“至清之官”，如横征暴敛或中饱私囊，各相关负责官员调查属实，“即疏参以凭重治，保举官一体连坐”。
清廷设立双重规定，对官员差役贪腐和商民偷税漏税的行为都有处罚，并委派心腹官员管理崇文门税关。在监督选拔和任用上，崇文门税差多由皇上破格选用的大臣管理。税关监督任职名单中不乏鼎鼎大名的大臣，如户部尚书阿里衮、陕甘总督舒赫德、大学士傅恒等。
清道光二年（1822），朝廷命令崇文门等税关要将征税科则“详刊木榜，竖立关口街市”，即将税则以榜文的形式，公布在人流密集的街道与市场中，以便接受公众监督。不过，一些税官表面遵从，背后仍我行我素。上级官员明知如此，也照样放纵不管。
光绪九年（1883），商民吴大因售卖西山梨，被崇文门税关指称漏税。崇文门正监督指派的验货人员炦杨阿与家丁任福共同作弊，讹索吴大等人梨税。吴大拒不缴纳，株连5家字号被迫关闭，数十人交东城吏目看押，罚银1500两。但依照当时的税收规定：近京西山等处所产丁梨，一律免其征税，卢沟桥及各门亦不准私收税钱，违者惩办。像这样明目张胆、巧取豪夺的事情，竟然在炦杨阿与任福身上多次发生。最终，清廷做出惩治：处炦杨阿杖刑100，即行革职；处任福杖刑60，徒刑1年，在崇文门枷号监禁2个月，期满交顺天府发配。
税吏横行，巧立名目，以权谋私，继而转化为官民勾结，偷税漏税，权钱交易，利益输送。“与民争利”逐渐上升到“与国争利”，加重了国家（或地方）财政负担，破坏了市场管理秩序。
商民请愿终裁撤
尽管崇文门税关衍生出很多不良的社会现象，但其税收功能却一直持续至民国年间。
北洋政府时期，试行划分国家税和地方税。实际上，由于中央政治权力衰弱，地方各自为政，截留国税的现象屡见不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互争税权，各种苛捐杂税驳杂混乱。
崇文门关税，一度是北洋军阀间相互抢夺的军费来源。占据北京者，大都利用其加征银两。作为国税的崇文门关税，一直居高不下。这不但使商民负担加重，也使商品流通频受影响，从而引发商民喊出将其划归地方的声音。
1928年，国民政府正式实行分税制，自清末到北洋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混乱局面得以扭转。商民们便积极进行划崇文门税关为地方管理的请愿活动，以减轻经济负担。
请愿活动进行时，恰逢国民政府发布裁撤全国厘金及类似厘金的一切捐税命令。北平市市长张荫梧以崇文门税关为振兴北平工商业的致命伤为由，借机呼吁裁撤。北平总商会甚至表示，如不取消该关税收，便全市罢税。
随后，请愿活动进一步扩大。商会召开行业代表大会，联合河北商会向行政当局请愿，还成立了改良捐税建议委员会。在北平市商民的不懈努力以及河北、天津等地商民的声援下，崇文门税关最终于1930年正式撤销。
如今，存续四百多年的“天下第一税关”——崇文门税关早已尘封在历史的烟云之中。但是，当年税关前发生的那些历历在目的往事，以及折射出的众生百态，却永远警醒着后人。
文章引自：《北京大运河故事》，北京出版社202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