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西域的印记——寻觅丝绸之路在扬州的踪迹
 
来源:韦明铧
 

 

扬州不仅是陆上丝绸之路的终点,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两条丝路在扬州连接,迸发出东西方文明碰撞交融的火花与光芒。

今天,我们无论是行走在扬州的古城或是郊外,漫游在扬州的名胜或是街头,总能够从现实、传说、文物、食品乃至俗语里寻觅到来自西域的种种印记。这些貌似平常的痕迹里,隐藏着古老的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神奇、深邃和启迪。

波斯:名字中的时尚

1963年夏天,在扬州东郊五台山唐墓里出土了一方墓志铭,上面铭刻着“河东郡卫氏夫人墓铭”九个篆字。这是唐渤海吴公故夫人卫氏的墓志铭,由裴子章撰写。墓志铭的大意是:卫夫人的先世在河东郡,家族兴旺而德行高尚,世世传承礼义,代代沿袭儒风。生母陈氏太夫人育有二女,夫人为次女,具有女性的美德。早年嫁渤海吴氏,相敬如宾。可惜天机难测,芳华易逝,夫人忽染小病,药物无效,于光启二年(886)六月十五日逝于扬州江阳县庆年坊,享年四十有三。卫夫人育子五人,二男三女。最令人惊叹的是第二个男孩的名字,“长子曰延玉,次子曰波斯”。为什么将自己心爱的儿子取名“波斯”呢?无非因为波斯两个字在当时的中国非常时尚与响亮,就好像现代中国人常常取名“建国”、“跃进”、“卫东”一样。

唐代扬州有很多波斯商人,有些波斯人以扬州为家,在此生儿育女,甚至死后也葬在扬州。波斯人深目隆鼻,腰缠万贯,走在扬州十里长街上,异域风情十足。生子取名“波斯”,正是追逐时髦的表现。

中东文化早就传入中国,有一种被称为景教的教派起源于今日的叙利亚,长安、扬州都是景教的传播地。扬州曾经出土过数块景教徒墓碑,说明了丝绸之路为不同文化的交流提供了绝好的通道。

大约从元朝开始,由于大量色目人来到中国,中国景教信徒愈多。马可·波罗和一些中世纪西方学者指出,中国有很多景教团体存在。元朝的景教徒称为“也里可温”(arkagun),可以享受免役和免税的特权。马可·波罗说,元代的北京大同敦煌肃州甘州凉州宁夏喀什叶尔羌伊犁扬州杭州镇江温州泉州都有景教徒和景教寺。明朝以后,才逐渐衰微。

如今在扬州博物馆里收藏的“河东郡卫氏夫人墓铭”,告诉我们唐代扬州有个小孩叫做“波斯”。在这个名字里面,包含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信息。

胡饼:舌尖上的历史

走进扬州老字号大麒麟阁,可以看到一种被称为“扬州胡饼”的美食。扬州为什么会有胡饼呢?

关于胡饼的定义,说法有二。其一,“胡”原指中国北方和西方的少数民族,后来引申为西域的民族。西域食品早就传到中国,《后汉书》说“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来自胡地的物品都称为“胡”,胡饼当然是源于西域的饼,北宋黄朝英《缃素杂记》说:“盖胡饼者,以胡人所常食而得名也。”其二,汉代刘熙在《释名》中说:“胡饼,作之大漫,亦以胡麻著上也”。“漫”的意思为无边际,形容其饼之大,由此可知汉代胡饼应当很大,并在表层洒上胡麻。或说胡饼就是新疆的馕。如今扬州街头常有新疆人推车叫卖色泽金黄、刻有花纹、质地硬实的圆形大饼,也是一种胡饼。大麒麟阁的胡饼,精致而小巧,应是与扬州文化交融后的产物。

胡饼传入中国后,很快受到各阶层的喜爱。《三辅决录》有“赵岐避难至北海,于市中贩胡饼”的记载。《晋书》说“王羲之独坦腹东床,啮胡饼,神色自若”。这都是胡饼受到中国人欢迎的证明。到了唐代,啮胡饼已经成为一种新潮的享受。《旧唐书》说“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其中就包括了胡饼。

扬州人还传说,胡饼就是“炉饼”,制作工艺犹如扬州出名的“草炉烧饼”。这一说法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不过自古以来文化就是相通的,探究制作工艺的来源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文化的相互融合。宋代的胡饼在制作上已经有所变化,出现了诸如白肉胡饼、猪胰胡饼等新品种,其中白肉胡饼是经常出现于权贵餐桌上的美食。白肉胡饼与今天陕西的名小吃肉夹馍类似,即将烤制好的胡饼一剖为二,中间夹以砧压去油的熟肉。扬州人喜欢在刚出炉的草炉烧饼里夹入油条或咸肉,想到一口咬下去,那混合着芝麻香、烧饼香、油条香或猪头肉香的美味,就令人禁不住口水直流。我们有什么理由说,这种吃法不是受到胡饼的影响?

波斯庄:现实里的村庄

江都有个奇特的村庄,据说从前波斯人聚居过,村口路牌上赫然写着“波斯村”三个大字。村里有座洋溢阿拉伯风情的园林,门口石碑上用中阿两种文字写着“波斯庄”。村名的由来,有着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这里曾是长江的码头,波斯商船常在此停泊,形成了波斯人聚居的村庄;另一说是有个波斯人与当地姑娘通婚,后在抵抗土匪的战斗中牺牲,当地人就将村庄改名为波斯庄纪念他。

波斯庄虽然没有确切的记载和可靠的实物,但它的来源依然引起国内外学者极大的兴趣。甚至有学者提出,村里有少量姓“佴”(音nai,当地人则读作li)的居民就是波斯人的后裔,尽管他们除了眼珠是黄色的,长相与其他人没有太多差别。当地人还种有荞麦,而荞麦原产于中亚,是波斯人的主食,揣想也是由他们传来中国的。村民们喜食荞面疙瘩汤、荞面薄饼、荞米粥等。这些别具风味的食物,不仅可以防暑,也可作为土宜,是不是与波斯有什么关系?

至今这里还有不少饭店、商店、旅社以“波斯”命名,许多建筑物上饰有美丽的阿拉伯图案。长期的融合与同化,使这个村子的生活习俗与周围没有太大差别,唯有祭祀方式仍保留着古波斯拜火教的色彩。

村子里有座波斯亭,里面的石碑这样记载:“波斯村原名榉阁村,唐朝波斯商人在此设肆经商。朝廷腐朽,雨涝为患,盗匪猖獗,于是乡民拥波斯商人为长,与来犯之敌殊死搏斗。波斯人拒敌于村外,不幸为敌所戮,抛尸河中。乡民打捞忠骸,裹以素锦,遵其俗尚,祭以大礼,葬于村旁。念其保乡保民之恩,易名为波斯庄。”我们宁可相信这不是传说,而是信史。

波斯胡:传奇中的商人

唐代扬州处于扬子江和大运河的交汇点,因水路运输为当时主要交通要道,故胡商云集。唐人将来自波斯、大食、天竺、罗马及西域的商人统称为“商胡”。为了便于区别,在“胡”前加上国家名,所以波斯商人被称为“波斯胡”。宋人李昉所编《太平广记》记载了波斯胡的许多故事。如说有一位在扬州行商二十多年的波斯老人,自称“我本王贵种,也商贩于此,已逾二十年”。还有一位唐代开元年间的波斯胡在扬州生子,到睢阳经商时身染重病,病中还念念不忘回扬州,说“异乡子抱恙甚殆,思归江都”。

波斯胡在扬州从事的行当,多利润丰厚而具有特色,有珠宝业、金融业、医药业和餐饮业等。

珠宝业的高额利润吸引着波斯胡收藏、运输和交易珠宝。《太平广记》载,元和初年,某盐船的守船者获得宝珠,“至扬州胡店卖之”;又载,建中初年,有乐安任顼者,好读书,后得到一珠,来到广陵,有胡人见之曰:“此真骊龙之宝也,而世人莫可得。”结果以数千万为价而市之。

波斯胡还在扬州开设钱庄,藉此进行大宗金融交易活动。《太平广记》说,李生欠折官钱数万贯,在扬州遇到得道的卢二舅。卢二舅了解李生情况后,将随身拄杖送他至波斯邸取钱。波斯人见李生手中的拄杖,大惊:“此卢二舅拄杖,何以得之?”依言付钱。所谓波斯邸就是钱庄,卢二舅的拄杖就是金融交往的凭证,相当于今天的支票或存折。

波斯胡还在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城市从事药材贸易。据《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天宝年间鉴真和尚二次东渡日本前,曾在扬州“备办海粮”。在他采集的药物中,有麝香、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瞻唐香、安息香等共六百余斤,又有毕钵、胡椒、阿魏、石蜜、蔗糖、诃梨勒等五百余斤,都是舶来品。据认为,这样大宗的海外药材交易,货物应是扬州波斯胡中的药材商提供的。

“波斯胡”,留下了无数关于财富的故事。

波斯陶:陶壶里的风涛

1963 年早春,在扬州东南近郊征集到一件双耳绿釉大陶壶。这一带原是唐代扬州罗城外的墓葬区,这只长颈丰肩的壶似乎就出自墓葬中。在很长时间内,人们都以为它是一件唐代陶器而未加重视。直到二十年后,经过专家鉴定,才知道这是来自波斯的安福拉式陶器。

自那以后,扬州又出土了大批波斯陶片。据顾风先生在《略论扬州出土的波斯陶及其发现的意义》一文中说,扬州出土的波斯陶片具有一些显著的特征:一是胎色多呈淡黄,色泽鲜妍,与汉唐陶器有明显区别;二是这类陶器胎质疏松,胎骨和釉层往往厚于国内的釉陶器皿;三是胎釉结合比较紧密,基本无脱釉现象;四是这类器物的口沿上留有支烧痕迹,说明它们是单个覆烧或对口合烧的;五是这类陶片标本中既有釉质匀润、发色鲜艳的优质品,也有表面不平、黯淡无光的劣等品;六是这批陶片的釉层表面,都有云母光泽或粘有云母状的物质。

    扬州出土的波斯陶片,后经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作化学分析,结果是它们的胎釉化学成分与汉代绿釉陶器有明显的区别:波斯陶胎体氧化钙的含量高出汉代绿釉陶胎体氧化钙的含量九倍,波斯陶釉中二氧化硅的含量为汉代绿釉陶中二氧化硅含量的一倍左右。这表明两种器皿的烧造工艺完全不同。

国内出土波斯陶的只有福州和扬州,亚洲发现这类波斯陶的则有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菲律宾、泰国等。

扬州出土的波斯陶,毫无疑问是中波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波斯和中国有悠久的交往史。早在唐朝之前,波斯与北魏就建立了联系。《洛阳伽蓝记》写洛阳城里有很多“西夷”,其中包括波斯人。隋炀帝时,裴矩在《西域图记》中记载了通向波斯的丝绸之路中道。隋唐时期,波斯商船从海上频繁来到中国东南沿海进行交易。来自波斯以及昆仑、婆罗门的商船,满载着香药珍宝,先到达南中国,然后经过南昌,沿着长江,来到扬州。唐人那些文笔绮丽的传奇所描写的波斯胡,大都是从海上来到中国的。唐人《广异记》说,有波斯胡人在洪州(今江西南昌)一僧人处市一小瓶,大如合拳。后胡人至扬州,长史邓景山知其事,问胡人瓶里装的何物,胡人说:“瓶中是紫羜羯,人得之者为鬼神所护,入火不烧,涉水不溺。”如果小瓶子装得下这种神奇的宝物,那么那只大陶壶应能装得下海上丝路的风涛。

波斯球:铜镜上的运动

1965年,邗江泰安出土一面唐代打马球图铜镜。铜镜为八瓣菱花形,直径约六寸,厚度约三分。镜背主纹饰是四名神态各异的骑士打马球的图案,骑士们或驰马高举鞠杖,或勒马平持鞠杖,或反手下持鞠杖,或倒骑挥动鞠杖,生动逼真地刻画出打马球的激烈场面。

马球本是波斯人喜爱的运动,因人骑在马上持棍打球,称为马球,又称波斯球。汉代传入中国,唐代由波斯商人传入扬州,成为扬州民俗游戏之一。

这种来自异域的马球运动,后来居然被聪慧的扬州工匠移植为铜镜的纹饰,成为中波体育交流的文物。目前中国仅存三面波斯球图案铜镜,一件为故宫博物院的传世品,一件收藏于安徽怀宁县博物馆,而以扬州出土的这一面铜镜保存最好,是唐镜中的珍品。古代的扬州铜镜有“铸镜广陵市,菱花镜中发”的美誉,这面铜镜更是珍品中的极品。

唐代扬州因铜材来源便利,又汇集了高水平的手工匠人,使得扬州铜镜蜚声遐迩。“扬州青铜作明镜,暗中持照不见影”,明若秋水的扬州铜镜以在江心舟所铸的江心镜最为著名。据《异闻录》载:“天宝三载五月十五日,扬州进水心镜一面,纵横九寸,青莹耀目,背有盘龙,长三尺四寸五分,势如飞动,玄宗览而异之。”唐代关于扬州江心镜屡有记录,可见名不虚传。1998年,印尼海底发现“黑石号”沉船,出水的一面铜镜上刻有“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于扬州扬子江心百炼造成”铭文。这面铜镜的重现天日,证明扬州铜镜不仅闻名国内,而且远销海外。同时发掘的还有六万余件中国陶瓷器,同样的器皿在扬州均有出土。“黑石号”沉船上的文物,使学者普遍认为该船是从扬州解缆起锚,目的地可能是伊朗的席拉夫。

小小一面波斯球铜镜,不但是中波友谊的信物,也是扬州工艺的奖牌。

波斯献宝:俗语中的奥秘

扬州人形容他人炫富,常讥之为“波斯献宝”。关于波斯胡识宝的故事,古代小说多有涉及,故事发生地大多离不开“广陵宝肆”。唐代的扬州,堪称国内珠宝的集散地和国际珠宝的交易中心。

广陵宝肆”曾有许多奇珍异宝,李朝威《柳毅传》说,书生柳毅替受夫家虐待的龙女送信给洞庭龙君,龙君为感谢柳毅,赠给他碧玉箱、开水犀、红珀盘、照夜玑等宝物,“毅因适广陵宝肆,鬻其所得”。这则传奇反映了唐代扬州拥有巨大珠宝市场的现实。张读《宣室志》也讲过一个神奇的故事,说书生韦弇在四川游玩时遇到了神仙,酒酣之后,神仙们送他三件宝物,一件是碧瑶杯,一件是红蕤枕,一件是紫玉函。韦弇得到宝物后,带到扬州集市卖。有个胡人出资数千万购买,说这是价值连城的“玉清真三宝”,即神仙饮过的酒杯、睡过的枕头和用过的玉匣。韦弇从此富敌王侯。扬州人称那些识宝的人为“别宝猴子”或“别宝回子”,都是从“别宝回回”衍生而来。“回回”,就是波斯胡。

唐代之后,扬州经营珠宝文物的古玩业依然名闻遐迩,以至各地的宝物必须到扬州来交易,才能卖上好价钱。清凉道人《听雨轩笔记》说,绍兴人陶小峦携带两大箱“碧霞髓”宝石回故乡,绍兴珠宝店只肯以每块八十金至百余金的价钱收购。后来其子携带这批宝石陆续到扬州、苏州、杭州等地,价钱数倍于此。直到民国年间,扬州古玩业仍十分兴旺,知名的有砖街的鼎彝斋、新胜街的马庆记、得胜桥的敏求山房,以及左卫街的古欢斋、正德斋、古物商店等家。

波斯胡以他们独特的文化背景和鉴宝知识,促进了“广陵宝肆”的繁荣。以至于我们今天一提到“波斯献宝”这个词,就会油然想起古代经由海丝之路来到扬州的波斯商人,以及他们留下的种种神秘的传闻。

   如今丝绸之路已经成为历史,它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个未解之谜。所幸的是,扬州到处都散落着古老的丝路留下的屐痕。它们向世人讲述中外交流的神话般的历程,再现古代扬州的梦幻般的繁华。它们在让我们重温昔日扬州辉煌的同时,也激励我们继续以阔大的胸怀融入世界,加快实现我们重建世界名城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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