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文化如何焕发新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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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运河有着2500余年的历史,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它不仅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分布地域最广、发挥作用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人工运河,而且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技术含量与人文情怀。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关于运河遗产的保护、利用研究也掀起了新的高潮,受到了国家与全社会的共同关注。

        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通州调研时指出:“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6月又在中办调研室《调研报告》中批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习总书记的两次重要指示与批示,为运河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与利用指明了方向。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联合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对规划背景、总体要求、文化挖掘、遗产与环境保护、文旅融合发展、城乡协调、创新机制、组织实施进行了具体的解读与阐释,从而在宏观上为沿河省市运河文化的挖掘、保护、传承、利用提供了整体与系统的指导。

        尽管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具有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功能持续发挥、区域发展水平高等优势,但在各地运河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因不同区域运河文化遗产的历史背景、分布格局、保护现状差异很大,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因此必须结合本地的具体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整体上实现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持续与顺利发展。

        遗产保护意识薄弱,压力巨大,存在重开发,轻保护等问题。大运河是活着的遗产,其遗产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等级之高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其中运河山东段就包括河道、闸坝、堤埝、会馆、仓储、钞关等,其他非遗的数量更是不计其数。遗产数量的过多导致管理制度、资金投入、人员监控上出现了诸多问题与漏洞,使某些遗产遭到了一定的破坏,甚至某些非遗濒临灭绝的危险。同时,在制定运河遗产保护规章制度时,有些城市缺乏统一规划、科学调研,没有从本地实际出发,盲目投入、重复建设、拆旧建新,不但破坏了遗产的本来面貌,使遗产的历史感、文化感、情境感彻底消失,而且对周边的生态环境、居民生活也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运河文化遗产管理权责不清,缺乏科学与有效的协调合作机制。运河遗产涉及文保、水利、林业、旅游、交通、国土、规划等部门,往往存在着交叉管理、各自为政等问题。由于运河城市之间、同城不同部门之间工作职责与利益的差异,工作的目标、思路、步调尚不统一,区域间资源整合、生态利益调节机制不健全,所以缺乏有效的沟通与长期的合作机制,无法在运河遗产的保护、利用上相互借鉴,从而致使诸多类似的问题不断重复出现,严重制约着大运河文化带的整体保护利用与建设。

        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生态环境、人居环境的改善结合度不高。运河首先是作为现实流动的河流而存在,必然会与周边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发生着联系。运河文化带建设也是本着和谐人居环境的形成、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平衡为目的,应是一种科学、环保、持续的发展。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地方过多的追求眼前利益与单纯的经济发展,认为遗产保护就是大量资金的投入,利用就是盲目开发与大拆大建,完全忽略了运河遗产与生态、人居的结合,更没有形成和谐、友善、文明的人地关系。甚至存在着重视物质遗产,轻视非遗等现象,没有意识到非遗也是运河文化长期历史积淀中所保留下来的重要财富,是运河区域劳动人们的伟大创造与智慧结晶,也是运河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经费投入不足,宣传力度不够,碎片化保护现象严重。运河遗产首先要保护好,然后才能传承与利用,但是由于遗产数量大、分布范围广、管理制度不完善等问题,遗产保护经费存在严重不足等问题。同时因不同区域的保护政策、规章制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所以碎片化保护的现象也很突出,这直接导致了各种资源得不到有效整合,整体性的保护制度难以建立,使运河文化遗产的系统性、文化生存语境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在运河文化的宣传中,同质化严重,忽略了遗产的“原生态”,过度的包装使宣传失去了特色,降低了运河遗产的吸引力。

        当前运河文化带建设如火如荼,国家与社会对运河文化遗产的关注度日益提高。做好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利用工作,无论是对于区域社会文物保护、经济发展、文化繁荣,还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彰显文化自信、运河旅游与生态廊道的建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建立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联席会议制度,加强沟通与交流,完善管理与协调机制。运河遗产的保护、利用是一项跨省市、跨流域、跨部门的系统工程,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也不是某一个部门或某一个系统所能承担。在国家层面上要建立级别较高的专职运河遗产管理部门,全面指导运河区域遗产的保护、管理、监控工作,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制度,通过完善综合协调机制,处理问题,解决问题,协调省际冲突与矛盾。在地方上,沿河省市要成立专门的运河遗产管理机构,明确各部门职责,科学指导、分步实施,加强合作,不断改进与完善管理措施,实现运河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与利用。

        完善文化遗产相关立法,构建系统保护制度框架。目前国家层面上已出台《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2012-2030)》、《中国大运河遗产管理规划》、《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等政策与法规。沿河各省市也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保护条例,如山东省颁布了 《山东省大运河遗产山东段保护管理办法》,对加强山东段运河遗产的保护和管理,规范大运河遗产利用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国内相关的立法与保护制度还应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不断进行完善,进一步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使文化遗产在制度框架内合理、稳定运行。

        构建运河遗产文化廊道、生态廊道,打造绿色环保旅游线路,与乡村振兴、产业升级相结合。运河遗产虽具有数量多、历史底蕴深厚等优势,但同时也有分散、观赏性差等劣势。通过运河文化、生态廊道的打造,将遗产的历史性、知识性与周边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相结合,同时与城镇规划、研学旅行、民俗体验、乡村振兴、产业升级融会贯通,使运河成为文化的河、生态的河、人居的河、经济的河、繁荣的河。如山东要以运河文化为轴,串通儒家文化、泰山文化、水浒文化,打响鲁风运河品牌,结合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现产业升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推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保护与改善沿河生态环境,打造大运河文化带高质量发展增长极。

        建立遗产数据化管理平台,强化监控能力,加强对运河遗产的科学研究。运河遗产因自身的复杂性,单纯依靠传统管理模式难以及时、有效处理相关问题,只有在大数据背景下,以科学技术创新结合先进的设备,才能对海量数据进行搜集、整理与分析。要通过建立全国性与区域性的数据管理与监控平台,组建预警系统,培养专业管理人才,完善配套设施,建立应急处理机制等措施实现遗产的科学管理。要加强对运河遗产的基础性研究,构建“运河学”体系,对运河相关领域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与分析,将理论研究向社会应用转化,为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与学术支撑

        来源:《大众日报》,2019年6月19日第13版。

        作者简介:郑民德,男,山东五莲人,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运河文化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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