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文化学术文丛】张廷皓:新时代大运河的新使命兼论全面提升大运河文化遗产管理水平
 
来源:运河网
 

 

20176月, 习近平总书记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作出重要批示。大运河沿线省市在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的同时, 已经积极开展落实工作。这是大运河遗产保护的重大利好、重要机遇。

 

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批示精神

 

大运河是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 其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我们要认真挖掘、研究和展示这些价值,还要极其尊重、珍视之。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流动是其突出的特征, 这一特征集中体现在其长期生存在流动和变动之中。大运河保护、利用工作始终要立足于这一基本特征, 把握好这一特征。对大运河遗产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这是对工作的新要求, 也是衡量效果的新标准。大运河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要加以统筹。这是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新理念、新方法、新模式, 需要通过改革和创新加以践行。

 

深刻认识大运河文化带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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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的历史功能和价值

 

大运河是基于运河水利水运工程形成的伟大的文明之河, 是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综合发展带, 是人类史上独特的现象和景观。其价值应该建立在文明概念和广义文化概念之上, 边界绝非狭义文化概念所能够涵盖。概念革命往往会使人们的思路进人新境界。大运河历史功能和价值至少应该包括以下方面:

 

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的经济保障带;保证大运河逋畅的工程技术带;从古代漕运发展为现代航运的内河运输带;由大运河贯通的城乡经济带;中国东部最重要的财富聚集带;传统农耕文明时代的新业态生长带;由大运河及相关河流湖泊发育的生态、环境、景观带;沿大运河形成的社会文化交流带;深植于沿运河群众中的感情心理纽带。

 

大运河遗产的基本属性似可以用很多文化遗产既有的概念分别作如下表述:中国大运河是春秋以来,在我国中东部跨越若干流域、沟通南北若干经济文化区域的水路交通大动脉;它是超大型的系统性、综合性、组群性文物;它是以国家漕运为目的且具有突出文化价值的遗产运河;它是凸显工程和財价值的文化线路;它是人类和自然的大型联合工程,形成独特的线性文化景观;它具有超强的历史活力和适应性,至今在相当区颇保存飯河的初始艇功能。

 

大运河是适应社会和自然变化而不断进行更新改造的动态性工程。清代著名水利学家傅泽洪在《行水金鉴》中称:“运道有迹可寻,而通变则本乎时势。”不仅如此,可以说动态性是大运河的常态:水系在变,河道在变,水情在变、水工设施在变,治水理念在变,治水方略在变,管理机构在变,运行机制也在变,历代的此类记载比比皆是。大运河遗产不但体现了其变化的常态,而且其历史的真实性、完整性也寓于变化之中。运河的动态性,是自然水系艇的结果,是灾害预防和应激反应的结果,是技术、材料更新的结果,其变化“本乎时势”这种符合规律的变化一直延续至今,今后仍将继续存在,只不过在发展变化中,更加尊重历史、更加注重保护历史遗产的观念会越来越深人人心,在进行水利水运工程建设的时候,对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会越来越有效。

 

大运河不仅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成果,还必将深刻地影响当今和未来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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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文化遗产与大运河文化带的关系

 

大运河造就的无数珍贵遗产集中反映其历史功能和价值,同时也见证其发生、发展、变迁和兴衰,其线路长、范围广、数量多, 除长城之外罕有能与之相比肩者。仅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河道27段总长度就达1011千米,运河水利水运工程遗存、附属和相关遗存58处;运河沿线城市就有23座列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各级史文化名村名镇和文物保护单位则更多;大运河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陆续列入我国各级非遗名录。从大运河本体保存形式看,济宁以南一千多千米长的在用河道依然保留着大运河初始的航运功能,成为我国年运量达五亿吨的黄金水道,这在世界运河发展史上也堪称奇迹。根据不完全统计,世界各国大约还保存着五百多条运河, 80%以上均已废弃或改作其他用途,像我国大运河开凿时间如此久远,还能保留如此长度的通航功能, 仅此一条,也是中国大运河突出价值之所在。除在用航道外,还有基本干涸的故道、淹埋于田野和叠压于城镇的遗址,是大运河及相关水系历史变迁的实物证据,经过考古发掘还会有更多重要文物遗存面世。从这个意义上讲,大运河文化带也是大运河文化遗产带,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基本依据和须臾不可离开的基础。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的原则必将贯穿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全过程。

 

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实现大运河文化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型发展。”他在十九届一中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谈到落实十九大精神时特别强调,要注意整体性、关联性和协同性,要建立科学的协同机制。这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和科学的思想方法。我认为,在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发挥大运河的作用,赋予并实现其新的使命和功能,为大运河发展注人新的生命力,是大运河文化实现“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的重要途径。

 

中国传统水利思想的核心价值是兴利、除弊、防患,三者既关联又矛盾,统筹和平衡其关系,是解决矛盾问题的关键。大运河是实现上述三大价值的工程集合。从大运河工程总体看,防患是基础、除弊是保障、兴利是目的,三者各有其独立的针对性,又有相互依存的关联性。但当平衡被打破,矛盾发生转化,在一些特定的时间和历史阶段,三者各自的目标会从局部地位上升为阶段性整体目标。工程目标达成后,三者又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平衡。所以必须经过不断的统筹、平衡,不断地解决矛盾和问题,最终保证兴利目标的实现。保证统筹、平衡的基本条件不仅大量体现在运河工程的技术要素创新,而经济、社会、制度、文化等非技术要素往往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这也是理解大运河兴衰的钥匙。

 

由是观之, 中国传统水利思想的精粹当然是正确理解大运河文化的思想基础。那么,当代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如何萃取其精华,又结合大运河发展的实际需要,做到创造性转化、创新型发展,则是保护、利用、传承的重大课题。把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纳入当代中国发展的重大战略,是实现宏伟目标的必由之路。

 

一是发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利用已经形成的沿运河城市带,承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巨大辐射,联系多个重大经济区的共同发展;利用运河城市带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利用沿运河城乡发展的历史传统和区位优势,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先发展战略。从而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现大运河沿线的城市间平衡、城乡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平衡、生态环境与城乡发展的平衡、社会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平衡。

 

二是发挥大运河文化带在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大运河是我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历史成果,是在沿线农业发展基础上形成的,粮、棉、桑、果、茶、鱼、麻、蔬等传统农业是其重要特色和支撑。在保护好传统农业地区特色的基础上,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共同进步,推广集约化、精细化、绿色化、规模化经营,用最优质的展品引领市场,满足消费,培育东部发达地区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新型农民,通过沿运河的农业产业振兴,在东部地区率先实现乡村振兴。这里还需要注意的是,大运河沿线的乡村建设当以家园建设为重心,而不是以景点景区建设为目标,我们的乡村首先是让人生产生活的,而不主要是让人来看的。家园有说不尽的历史记忆,有深沉的精神寄托,有切割不断的情感纽带,这才是美丽乡村的精神意义。

 

三是发挥大运河文化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特殊作用。建设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共生共存、同步优化的最有特色的环境形态。自然生态是人类生存的必备条件,文化生态是人类发展的基础条件,二者共同构成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环境形态,其差异性也决定了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展模式的区别。大运河的发生、发展是典型的历史案例。关于大运河,以往我们强调其文化属性较多,而对其自然生态属性则时有忽略,这里做一些强调。

 

与大运河水系相关联的自然河流共三百多条,湖泊多处,在长江以北由黄河和运河工程形成发育的湖泊有邵伯湖、高邮湖、宝应湖、洪泽湖、骆马湖、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等,这些河流湖泊对淮海平原、鲁西南,乃至华北的生态发育和涵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运河是人工水道,不但需要依靠其他水源的补给,还需要人工湖泊( 史称水柜)的调节,自净能力很弱,从历史上看,其水生环境就较为脆弱,极易遭到破坏。据此,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有必要实行生态优先和大运河保护与生态保护修复相结合的方针。具体做法建议如下:

 

将与大运河相关文物保护和生态环境区域纳人国家国土空间主体功能区定位,明确其文物保护和生态维护的功能要求,严格控制开发建设强度。

 

划定运河遗产本体保护、建设控制、生态维护三重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功能区域, 明确保护范围、职责、标准和目标。

 

对文物保护和生态保护修复要求特别高、且相应极为脆弱的区域,确定为禁止开发区加以维护。在限制开发的区域,只允许建设与大运河遗产、生态环境无害的工程项目。

 

赋予当地社区和居民一定的文物保护和生态维护的责任,国家给予适当补贴和补偿,纳入中央转移支付的大盘子。

 

在大运河水系全面消灭五类水,对通航运河实行三类水达标,纳入各级河长湖长责任制。对不通航河道,经过可行性论证,利用南水北调和其他水源补给,实行全面通水,既对古代河道和水工设施实行通水保护,又对已断流的运河水系加以修复,并以此为杠杆,撬动华北水生态修复的千年大计。

 

 

如能实施,不但大运河的生命得以延续,其必将对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做出更大的历史新贡献。

 

大运河文化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大战略中能够全面发挥作用,那一天指日可待,我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地位也将由此得到空前提升。

 

全面准确理解世界遗产委员会关于大运河遗产保护、利用的意见和建议

 

2014年卡塔尔多哈3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中国大运河项目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分别于20142016年两次对我国大运河保护管理工作提出建议和要求。为了做到全面、准确地理解并在今后的保护管理工作中加以落实,在此不吝笔墨直录于后。

 

一、201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建议

继续已经开始的调整缓冲区工作,对主要运河环境区划类型进行调整,在充分考虑当地情况及与省市政府讨论的基础上采取保护措施。

完成大运河监测和档案中心的建设工作。完善运河技术要素、特别是考古遗址的水利功能的解释。应开展对考古发现的深入分析工作。

澄清运河遗产点所代表的实际历史时代。

提升运河环境和景观保护措施,例如确定运河遗产点优先视廊区域,避免新建建筑的影响。

在新近旅游开放地区,提高旅游开放和对观众服务的质量( 展示中心、提高导游质量)。

探索建立最低限度控制措施的补充性连续缓冲区的可能性,以便既能体现大运河连续性功能和价值,又能保证所有相关地方参与价值的保护。

明确近期和远期资金来源,清楚区分运行资金和投资资金,清楚区分用于水利设施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旅游开发项目的资金。

继续和深化改善水质的措施,将其与运河相关的保护和发展工作系统结合。

加强对运河遗产点正式工作人员和临时工作人员关于运河遗产价值的教育工作。

鼓励国际合作,推动在运河保护管理方面的经验交流。

 

二、201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建议

继续反思和加强运河周边保护, 以保证运河突出普遍价值要素的可持续保护,特别是:①研究是否有必要调整大运河某些区段(不属于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调整的区域)的缓冲区范围;②确认建设项目许可的法律规定在所有缓冲区得到执行,并有效纳入各地发展规划之中;③继续明确“ 视廊概念”,例如界定优先视域并有必要时采取措施保护这个区域免受新建建筑影响。

继续大运河构成遗产点的历史和考古价值研究和认定工作。

向委员会报告大运河各遗产点有效运行情况和结果,特别包括:①最近建立起来的运河监测系统的运行情况;②大运河各点段水质保持和改善政策;③大运河沿线传统村落和历史街区的保护政策;④旅游开展的协调工作;⑤提高大运河保护管理人员保护、利用和管理能力的培训计划和活动。

 

 

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有很强的针对性,切中当前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关键,在各地正在进行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规划工作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下面选择个人感受特别深刻的意见建议,加以综合,予以说明。

 

1、加强包括考古学研究在内的基础研究,真正做到穷其源、循其踪、辨其形、索其隐、察其今、通其变、知其事、究其因,通过这种有逻辑联系的研究方法,不仅从宏观层面把握大运河的价值,微观层面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能够成为其坚实的支撑。让文献中的大运河工程及相关事物“ 落地”,用现代科学的地理信息语言描述历史大运河舆图的史地信息。

 

2、加强完善大运河保护最重要的基础条件,从保护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结合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划定,调整核心区和缓冲区,做到世界遗产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要求的统一;保护范围增加视域保护要求,做到大运河本体文物、环境风貌、历史景观的统一;保护范围还应划定文物埋藏区,做到地上地下文物保护的统一。

 

3、加强大运河水生态保护,全面控制河水污染,提高水环境质量,并作为大运河遗产保护和文化带建设的重要指标。

 

4、全面落实矩河文化遗产保护监测工作。监测是基础工作的重要环节,绝不能流于形式,当前大运河保护发生的问题,大多是监测不落实、反应不灵敏、信息不通畅造成的。嘉兴的经验是把大运河保护监测要求纳入航道管理的监测体系,保护信息做到了适时、即时、及时。还应运用更多的现代信息采集技术手段,建成见事迅速、反应灵敏的监测系统。

 

 

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提升文物保护管理水平

 

第一,建立健全大运河保护的法规体系,尽快制定颁布大运河遗产保护条例。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时,文化部颁布了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办法,由于是部门规章,权威性不够,统筹协调的效能有限,加之其制定的时间紧张、较为仓促,可称为“ 急就章”,不全面、不完善也在所难免。有必要按照国务院长城保护条例的层级,制定颁布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地方也相应制定地方法规,从而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国务院大运河文化保护条例——省市及设区的市的地方法规的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

 

第二,鉴于大运河也是我国国土资源的重要内容,在全国土地确权时应依法明确大运河遗产及附属文物的国家权属地位。明确代表国家行使大运河遗产及附着的土地国家所有权的国家机构、权利和责任,明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对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的机构及其负责人职责予以公示,纳入考核,接受全社会监督。

 

第三,从大运河保护的实际需要出发,适应“两个转变”( 从抢救性保护向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并重的转变、从文物本体保护向文物本体保护与周边生态环境保护的整体保护转变),制定保障政策。明确大运河预防性保护的事权划分。中央财政应建立大运河遗产预防性保护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纳入中央财政预算。对地方履行大运河预防性保护事权责任情况、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等,中央负责考核、监督和督察。

 

第四,把大运河遗产及其生态环境的保护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改革试点,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明确相关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专业团体、社会基层组织等的地位和作用,切实建立党和政府指导下的社会、专家、群众协同参与的体制机制。发挥中国文物学会和地方学会的作用,吸纳更多的大运河保护志愿者;引导社会资金通过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等公益性基金会投入烟河保护公益活动。

 

第五,建立国家大运河遗产保护中心,下设各相关省市分中心。组织开展大运河保护的基础工作、科学研究工作、安全监测和风险评估工作,组织对基层文保人员的培训等。大运河沿线各地,要有计划地建立大运河文物保护员制度, 明确其责任,提高其待遇,统一纳入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第六,大运河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标志性工程,其价值研究非同一般,涉及历史、地理、经济、生态、环境、水利、交通、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文献学、民族学以及现代科技等诸多领域,需要深入研究和综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及相关研究机构,应该就大运河研究确定国家重大科研专项,出成果、出人才、最终形成中国运河学的学科体系。

 

第七,大运河遗产几乎涉及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全部领域,所解决现存问题的典型性、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是其他文物难以比拟的。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等相关部门,在推进适合国情的文物保护理论研究探索的过程中,应该把大运河保护作为重要案例和抓手对待,建立保护有效、标准统一、体现各地资源特色的大运河文物保护体系,为我国文物保护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进而走出新时代中国特色文物保护新路,发挥大运河遗产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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