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实录】世界遗产与遗产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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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9年8月14日,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举办“世界遗产与遗产监测”专题讲座,邀请到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刘曙光授课,良管委副主任蒋卫东主持讲座。本文根据授课录音整理而成,文图由杭州良渚遗址遗产监测管理中心提供。

谢谢蒋主任,谢谢各位。

这大概是我第九次到良渚遗址来,但是申遗成功之后还是第一次。所以在发言之前,我还是要表达一下对良渚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衷心祝贺。在良渚古城遗址申遗的过程当中,我由于工作的关系,也多多少少参与了一些前期的工作,所以对良渚古城申遗成功也当成是自己的一个兴奋点。

这一次来验收良渚古城遗址的监测预警系统,蒋主任要我讲一讲遗产监测的问题。遗产监测在中国也开展了不少,但特别成功的案例还不是很多,所以如果仅仅是讲监测,内容会有点单薄,所以我就加了关于世界遗产的一些内容。因为在我的观察中,发现有一些世界遗产地并不是所有工作人员都了解世界遗产、了解世界遗产的基本要求,了解的程度还是有点参差不齐。从讲座的完整性上来讲,把世界遗产的背景做一点铺垫,也会有助于我们对于遗产监测的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世界遗产与遗产监测

我们大家都知道,世界遗产是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而诞生的。这个公约于1972年通过,1975年12月17号正式生效。1978年9月,在美国的华盛顿诞生了全球第一批的世界遗产。有点意思的是,今天的世界遗产数量排前几位的国家,居然都没有第一批的世界遗产。中国那时候还正是文革的后期;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都没有;联邦德国有一个;美国、加拿大各有两个。第一批世界遗产反映出来的趣味,似乎跟今天的趣味有点不一样,偏于自然遗产的比较多。塞内加尔戈雷岛的入选,似乎是当时美苏两大阵营斗争在世界遗产领域里边的反映,当时争论挺大,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强烈支持戈雷岛申报成为世界遗产,因为戈雷岛是当年黑奴贸易的一个中转站,见证了西方殖民主义的罪恶,等等。可见,世界遗产的意识形态色彩,是从一开始就有的。

今年,全球世界遗产总数已经达到了1121处。各国申报世界遗产的热情,大大超过了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的预期。全球195个国家中有193个国家都是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国,167个国家的遗产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发展速度真是非常快。也许很多人就会问,应当怎么样看待世界遗产如此快速的发展?或者说世界遗产它究竟是什么、意味着什么?

世界遗产的本质和精神

从物质形态来看,世界遗产它就是一批不可移动的文物古迹和自然景观。当然它不是普普通通的文物古迹和自然景观,而是经过了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对全人类都是有罕见的不可替代的这种意义和价值的,是一批极其珍贵的文物古迹和自然景观。当然也是由缔约国提出申请,经过法定程序审核并且被列入名单的一批文物古迹和自然景观。所以从物质形态来看,看得见、摸得着,没有多少好奇怪的。但是如果要问世界遗产它的本质是什么,世界遗产的精神是什么?可能有不少人一下子就答不出来,或者说找不到怎样去回答这些问题的路径。我们也是通过最近的学习、讨论,尝试着从本质和精神角度选了几个看待世界遗产的新的角度。

一、世界遗产代表了一个进步的、文明的、美好的、崇高的理想体系。

为什么给它这么高的评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宗旨。我们都知道,教科文组织它本身就是一个理想主义指导下的国际组织,它的宗旨是要捍卫世界和平与安全,希望通过文化的力量去团结各缔约国,以确保世界不再发生战争。虽然从1945年教科文组织成立到现在,这个世界一直没有太平过,大大小小的战争还在不断发生。但这并不能损害教科文组织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安全理想的崇高性。

反思战争对于文化遗产的破坏。从世界遗产的诞生途径来说,它首先是来源于各国人民和政要反思战争对于文化遗产的破坏。我们知道,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在发生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情况下,破坏敌方文化遗产是战争的目标之一,是打击敌方的一种手段。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家感到战争惨烈的程度实在让人不堪回首,尤其是对于欧洲文化财产的破坏。无论是胜利的一方,还是失败的一方,都觉得对于文化遗产的破坏,是战争各方共同的损失,需要反思。在欧洲大陆就不断的有一些具体的举措:从1907年的《海牙第九公约》,一直到1939年英法《保护文化财产声明》,都是想制定新的战争规则,减少或者避免战争对于文化财产的破坏。当然这个进程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乱了。在二战期间,在各个战场都还是发生了一些破坏文化财产的行径,但是和一战相比,破坏文化财产的行径还是减少了很多。特别是美国和英国,在战时还都成立了相应的保护抢救战区艺术文物和历史古迹委员会。这个组织吸收了大量的艺术史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文物保护专家,专门研究如何抢救战地的艺术品和文物古迹。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曾经为美军画了地图,避免了美军对日本古都奈良和京都的轰炸。他这个地图就是画给美国保护抢救战区历史文物和历史古迹委员会的。德军与盟军不以佛罗伦萨这座伟大的历史名城为战场,也是一个著名案例。

二战之后,人们更加热切地讨论如何制止和避免战争破坏文物古迹的问题。到1954年,终于有了《海牙公约》,又叫《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公约明确提出:它确信对任何民族文化财产的损害,也是对全人类文化财产的损害。请注意,它提出了全人类文化财产这样一个理念,明确了重要的文化财产是人类共有财富这样一个观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从此以后,战争文明或者战争规则里边就多了这么一条,要避免对文化财产的破坏。我们现在谴责塔利班,谴责ISIS(伊斯兰国),其中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这两个极端或恐怖组织故意损毁全人类共有的文化财产。1954年《海牙公约》中确定的保护全人类共有文化财产,不仅成为了武装冲突交战各方应当遵循的一个基本准则,对世界遗产的诞生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准备或者是观念上的澄清。

自然环境保护运动。世界遗产诞生的另一个途径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欧美各个主要国家所兴起的环境保护运动。1965年在美国华盛顿的一个会议上提出要搞一个世界遗产信托,这似乎是世界遗产这个名词的首次提出,当时主要的关注是那些自然遗产,特别是美国主导的作为自然景观的国家公园体系。

当时欧洲和美国各有侧重:一方侧重于文化遗产,一方侧重于自然遗产。到了1972年的时候,两股合流,成就了“文化与自然遗产”。与此同时还有外太空的开发利用。当时苏联美国等和联合国签订《月球协定》,认为月球和自然遗产均为全体人类共同财产。我们可以看出,那个时候讲人类共同财产或者讲全人类共同利益,是当时世界的一个主要社会思潮。

人类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当然,对于世界遗产的诞生来说,最最重要的是在上述社会思潮推动下,在1960年到1980年开展的拯救努比亚行动计划。这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一个全球规模的保护尼罗河上游努比亚地区古代埃及文物古迹的国际行动。这个行动持续了20年,先后大概有50多个国家和机构参与实施了一百多项文物保护的拯救行动。最著名的是在阿斯旺地区的阿布辛拜勒神庙和菲莱神庙的搬迁和重建工程。

拯救努比亚文物行动的成功,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极大的鼓舞。其直接的后果,我看有两个:一个是拯救了努比亚地区的重要文物古迹;再一个是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推广了文物保护的理念,特别是“人类文化财产”这样一个概念。教科文组织把在国际范围内大规模的协调组织文物保护行动,从理论到实践,从资金的筹措,到项目的组织实施,到专业力量的调集,整个演习了一遍。从努比亚行动之后,我们在衡量一个政权是不是文明的、现代化的,这个国家是不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新的标准:看它是不是从法律制度上建立起了保护本国文物古迹的制度。

总之,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诞生,是在崇高理想信念的指导和丰富实践成功的基础上诞生的。说它崇高,说它进步,说它文明,是因为它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文化遗产的认识。过去讲文化遗产,基本都是从本国、本民族,甚至是从更狭隘的角度去理解。而教科文的这种珍贵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理念,完全突破了民族的、国家的、甚至种族的狭隘理解,是站在全人类共同利益这种高度的。它是一种进步的,文明的,而且是具有冲击性的理想观念。所以我们一定要首先看到世界遗产它是一种理想体系,它是个理想主义的产物。这是世界遗产的美好初心,我们不要忘记它。

二、世界遗产是“根据现代科学方法制定的永久性的有效制度” , 是各个缔约国必须遵循的国际法体系。

按照《公约》自己的说法,它是根据现代科学方法制定的,永久性的有效制度,是一个国际法体系。在这个体系里边有三大支柱,《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面这两个公约都是在新世纪诞生的,也可以说水下公约和非物质遗产公约诞生之后,和上世纪70年代的世界遗产公约形成了有力的支撑,成为世界遗产国际法体系的骨干。在它们之外,还有其他一系列的国际法律、专业文件作为基础,同时还搭着一个由缔约国、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和专业咨询机构四个方面共同构成的国际遗产领域的治理体系。

为什么说世界遗产是永久性的有效制度?因为国际公约是要经过各国批准、接受或加入的重要法律。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是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批准,从中国立法的层级上来讲,差不多是最高层级,也可以理解为是我们国家的最高意志决定的。因此国家必须要有承诺,要去遵守执行。世界遗产的保护,从根本上说就不是哪个遗产地的事情,也不是遗产地地方政府的事情,而是国家、是中央政府的事情。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遗产地一出问题,往往会惊动到国家层面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讲世界遗产没有小事。这里我多说一句,对于世界遗产的监测,我们反复强调遗产地监测平台一定要跟国家总平台对接,我们的法理依据就是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是国家执行国际法的问题。

三、世界遗产是一套不断进化,不断完善的理论、知识和技术体系。

《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1972年通过之后,公约本身没有变化,因为公约要变化,190多个国家都要去讨论,那是非常麻烦的。但面对世界遗产在全球各地的发展中不断冒出的新问题,要面对新的形势,提出新的要求,跟公约执行相配套的《操作指南》,前前后后大的修改、小的修改有30多次,不是一成不变的。《操作指南》不断的进化和完善。又与教科文组织,与ICOMOS,ICCROM和IUCN等国际组织针对不同的情况和问题,不断地研究、发布新的文件相伴随。总起来看,变化一方面是“万变不离其宗”,但另外很多变化又是非常具体的。所以我们从事世界遗产工作,需要不断的去学习。有一个环节学习不到,可能就会造成你的工作当中的一些被动,甚至是失误。那么在千变万化当中,从专业技术的角度来看,世界遗产公约的理论或者知识或者技术基础,是《威尼斯宪章》。《威尼斯宪章》所确定的(关于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历史环境的原则、全面评估的原则、可逆的原则、可识别性的原则等等,一直是《世界遗产公约》以及《操作指南》的理论和技术基础,始终是国际上文化遗产保护的权威性文件。教科文组织评估世界各地的文化遗产,主要的参照还是《威尼斯宪章》的理论基础、工作原则和技术指标。所以我们做世界遗产工作,要对《威尼斯宪章》有深入的了解。

具体的从申遗的准备阶段,到申报阶段,一直到最后申遗成功之后,有一系列的技术文件,而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都会把跟申遗申报、前期准备、后期管理相关的文件通过它的网站不断地发布。如果大家要是勤快一点的话,经常登录教科文组织网站,你能够获得很好很及时的信息,一些重要的文件,现在也都有中文版本。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以及ICOMOS-China现在也有系统的计划,要及时的把世界遗产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些重要文件翻译成中文。

世界遗产40多年来的发展与主要变化。

世界遗产40多年来发展变化的主要倾向是什么呢?我们也做了一点概括,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方面,我们一定要看到,世界遗产诞生于西方世界,最早的技术标准和专业理论等等,都是在西方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研究的实践基础上总结提炼出来的。如果说作为一种运动的话,世界遗产是从西方向东方,从北方向南方推广的,也就是从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甚至是落后国家推广的。在从先进到落后,从发达到不发达,从西向东从北向南的推广过程当中,它遇到了许许多多复杂的情况,一定会发生表面的或者是实质的变化,否则它就推广传播不开去。

再一个,我们也要看到,世界遗产事业的推广普及是和全球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一体的,是顺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进程而发展的,它不是逆着潮流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化一体化,对世界遗产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另外一个大的趋势是,世界遗产或者说遗产事业本身也在发生形式上、内容上、种类上诸多变化。比如说最开始就是物质文化遗产,后来慢慢的发展到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物质文化遗产和水下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地上、地下、水下遗产交叉呼应,相互融合,这也是世界遗产发展的一个大趋势的体现。今天再说遗产,已经不能仅仅只说世界遗产,它其实还包括了记忆遗产,水利遗产,灌溉遗产,工业遗产,农业遗产等等,没准再过几年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新的遗产类型。随着人们社会生活越来越丰富,对于遗产事业的理解也会划分得越来越细,它对于全球范围内遗产事业的发展还是有积极的影响。

这些大趋势往往会影响到我们世界遗产的一些具体规则、理念和做法,同时也通过这些具体的变化,反过来又去影响世界遗产发展变化这个大的趋势。大趋势小趋势加在一起,就使得世界遗产要不断的进化,不断的完善,甚至要做出修正。

例1:突出普遍价值的概念多次变化。突出普遍价值是世界遗产三大支柱当中的核心。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遗产,是因为具有突出普遍价值。最开始对于突出普遍价值有一个解释,后来不断的丰富,不断的修正,不断的说明。拿中国来讲,最早一批世界遗产是什么?长城、莫高窟、泰山、紫禁城,那都是中国遗产当中最为重要、最为著名的,甚至可以上升到是民族标志、文化标识这种地步,好像只有这样的遗产才能够作为世界遗产。其实,刚开始的世界遗产几乎都是全球最好、最重要、最知名的遗产。但是最近这些年来,我们申报的遗产,它有多好多重要多著名,好像就谈不上了。如土司遗址,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有不少人不了解土司遗址是怎么回事,或者说没有去看过湖南永州老司城遗址,没有去看过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也没有去看过湖北恩施的唐崖遗址。去过的人可能也会觉得就建筑或者遗址形态来说,海龙囤还有点震撼力,唐崖和老司城遗址,好像就是土财主的土围子。不要说跟紫禁城没法比,跟很多国保单位都没法比。但是为什么它们就成了世界遗产了?因为它反映了中国古代土司制度。而中国古代土司制度,是理解中国古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一个有力例证,它能够证明在中国古代除了中央集权之外,在国家治理上,对于边疆地区,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还采取了一种因俗而治的比较有弹性的制度。从最具有代表性的角度去评价,它就具有了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

例2:对“真实性”与“完整性”的认识不断修正。最初讲真实性主要是针对建筑物的。但是现在对于真实性的理解,包括了建筑遗产和考古遗迹在内,范围在扩大,特别是1994年《关于真实性的奈良文件》,更强调区分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文化体系内的真实性。不能完全套用西方那一套的真实性,否则,我们很多的真实性就不典型,甚至都不能存在了。关于完整性,它也有很多修订,我就不详细讲了。

例3:文化遗产类型的不断丰富。最开始就是文物、建筑群和遗址。后来发现这三种不能满足不同地区不同洲际关于文化遗产类型的丰富性,所以又有了历史城镇、文化景观、文化线路、遗产运河,而且文化遗产在具体的分类当中可以细分成为九类,这都是一点一点扩大的。

例4:对于遗产监测的日益强调和重视。最开始的时候遗产监测不是作为重点。但是现在遗产监测的,已经成为衡量保护管理状况是不是好的一个基本尺度。从1983年到2007年,关于遗产监测这方面的要求越来越多,越来越严格。这些年来中国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它有一个共性,就是在申报这个阶段,遗产监测状况一定是让人满意的,是达到有关的要求,如果达不到的话,肯定就通不过。

四、世界遗产是一个密切遗产保护与当地民众和社区的关系、推动文化对话、增强文化多样性、助力可持续发展的事业。

世界遗产从一个比较单纯的遗产保护的行动,拓展成为一个文化建设、甚至变成一项社会事业。2002年有一个4C(可信度、保护、能力建设、宣传)战略,到2007年的时候又变成了5C(可信度、保护、能力建设、宣传、社区)战略,都是强调世界遗产要助力于可持续发展。在今年的巴库会议上,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的官员,还从环境的可持续性包容性、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以及和平与安全几个方面,专门讲了世界遗产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例1:UNESCO拯救吴哥古迹国际行动。作为一项社会事业,教科文组织这些年来一直也有一个很成功的例子,就是从1993年到现在的拯救吴哥古迹的国际行动,非常典型。在最开始的十年,吴哥古迹国际行动就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柬埔寨要快快的建立起文物保护体系,另外一方面,国际社会要赶紧把那些急难险重的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承担起来,开展起来,解决结构安全等等这些危机性的问题。十年过去之后,吴哥古迹因此摘掉了濒危遗产的帽子。从第二阶段开始,柬埔寨政府开始古迹保护和促进民生项目并重推进,过去柬埔寨政府只是请求世界各国援助文物古迹保护,从第二阶段开始,要求增加更多的民生项目。有的国家很晚进入这个国际古迹保护行动,但一进去做的就是民生项目,如新西兰。2013年进入第三个阶段之后,就更是这样。现在大家谈论吴哥古迹保护的时候,认识都变了。刚进去的时候,主要说它是文化遗产,现在大家再说起来讲它是个自然地带,是个生活地带;讲它具有宗教功能,讲旅游压力。这样,对于吴哥古迹吴哥地区的认识,已从文化遗产扩展到了宗教,扩展到了生活地带,扩展到了自然地带等等。这是属于比较成功的案例。

例2:非洲优先战略。不成功的例子也有,就是教科文组织的非洲优先战略。理论上,教科文对非洲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方面应当怎么样优先说得头头是道,但是非洲优先战略提出这么多年,一直到现在,执行得不好。非洲理论上优先,但是实际上体现不出来,在各个方面都体现不出来,原因很复杂。既有国际社会的原因,也有非洲大陆自身的问题。所以非洲优先战略目前是一个不太成功的案例。但不管是吴哥的成功,还是非洲的不成功,都说明世界遗产现在已经脱离了单纯的遗产保护,更侧重于促进可持续发展。

五、世界遗产是一套适应时代变化和事业需求而不断升级、改版的国际治理操作系统。

作为一个不停运转的体系,操作系统的变化,往往是最引人注目的。

申遗文本:由简而繁,越来越强调“技术”和“规范”。我国刚开始申遗,几页纸、千把字,就成了。如长城,大概就是几千字的一个长城简介。成为世界遗产之后多年,国家文物局又花了十年的时间做长城资源调查,才把长城的构成给搞清楚了。但严格说来,长城世界遗产的遗产构成究竟是哪些,目前还需要补课。今年良渚申遗成功之后,宣传和兴奋点之一,是那个5300多页的申遗文本。我这里还有一张照片,是大运河的文本,重达二十斤,也有几千页。申遗文本,越来越专业,越来越技术,不是专门机构,真的是写不了画不成,这就是变化。

申遗策略:从鼓励到限制性申报。刚开始生怕大家不申报世界遗产,鼓励多申报。有一年意大利做东道主,一次申报了11项。现在限制越来越多、申报越来越严,恨不得让有的国家不再申报,尤其是对中国、意大利这写跑在前面的。但是意大利不想停,我们还想继续领跑。这种变化和限制需要有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参与世界遗产申报管理的情绪,或者说是干劲,造成了很多基础性的问题,这些我们都需要去认识和适应。

最后,我还是想把世界遗产回归到理想体系。良渚从提出申遗到申报成功也有几十年,1994年就开始说。国内外说了几十年才成的,不乏其例,十年八年算是比较快的。世界遗产是一个广泛涉及到诸多领域的“综合性大学”,在这所学校里,没有“毕业生”,每一个人都必须终身学习、不断实践,永无止境。咱们经常说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其实世界遗产也可以说是永远在路上。这么一个永远在路上的事业,肯定要有点情怀,要有君子的理想,侠士的情怀;要有责任,有担当;要面向未来,要有使命感。理想主义是比较考验人的。

世界遗产监测是什么

世界遗产监测首先是《公约》规定的既有内容。申报了世界遗产,成为了世界遗产名录当中的一员,就要搞世界遗产监测,而且监测的定义跟申报和保护管理的核心内容——突出普遍价值直接挂钩。监测是强制性的,不是说你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想多干就多干,想少干就少干。监测有具体的程序,有具体的内容。

世界遗产监测,包括了好几种不同形式。

第一种是保护状况报告SOC(State of Conservation 世界遗产保护状况)这是以缔约国名义,对关于遗产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或者开展可能影响遗产保护状的项目的时候,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主要的内容是,我现在要搞什么建设了,可能会影响到遗产地。这些情况缔约国要去报告,不报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主动来问。

第二种形式反应性监测。反应性监测是更紧急的一种状况。遗产地保护状况出了问题,而且是出了比较恶劣影响的问题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就要实施反应性监测。2018年全球有20余项文化遗产在反应性监测的名单里面,其中就有我们拉萨的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因为2018年大年初二大昭寺着了一把火。多亏消防部队的拉萨总队和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火灾的及时应对和妥善处理,将火灾的损失降到了最低。

其他如遗产地的地震灾害或者交通设施或者污染或者管理方面等等这些问题,教科文组织都要来问。可见监测是世界遗产其中应有之义,监测是国际组织的口头或者文字要求,监测是人家出的考题,是你必须要交的答卷。不监测,不行;监测这个答卷答得不好,也不行。

第三种是定期报告。它按照联合国的区划轮着转,每六年转一轮,要全面地报告缔约国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状况,这个也是很厉害的。所以世界遗产,从设计上来讲,它是非常精细、非常周密的。明年就轮到我们亚太地区。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对定期报告的要求也在修改。像第三轮定期报告,我们做了一些研究,发现有一些新增加的内容,尤其非常关心突出普遍价值,强调经济社会发展是不是可持续、能力建设、利益相关方(跟社区的进步相关联)、游管理等等。定期报告里面也会讲到监测工作。有的老遗产地监测系统比较落后,可能在定期报告的时候压力会比较大。

中国世界遗产监测

我们已经是世界遗产的大国,数量全世界并列第一了,而且在教科文组织内部的地位和影响也日益提高,习主席都去教科文总部讲话。

中国作为大国,在世界遗产监测这方面,从制度建设来说,我们是跟得上的。《中国世界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2006年就发布了,但是下一步我觉得应该修订这个办法了。我们也有国家级的世界遗产监测机构,2012年的时候,国家文物局就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成立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现在是文研院的一个部门——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监测工作是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的主要工作内容,负责在全国范围内推动遗产监测体系的建设,负责管理运行全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的总平台。

我们开展了国家层面的监测指标体系建设。从规章制度系统,从人力资源系统,从工程技术系统,我们建立起了一个世界遗产的监测预警体系。在这个体系的指引下,当然主要是靠国家文物局,现在全国各地已经有了73个专门的监测机构或者部门,名义上的监测机构的工作人员已经达到了1900多人,快2000人了,说起来也形成了一支不小的队伍。当然我说的是名义上的,因为实际上人数可能比这还要多。因为有一些做监测的人可能不在这个机构里面。

现在每年也出年度监测报告,也有定期的评估,也有各种各样的交流共享等等。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总平台,已经有了总平台的样子,从基础的数据到监测的实际工作等等,做得还行。也有总平台网站,也在评选年度的监测报告。

这些年我们一直还在做全国监测年会。你们看看,2013年的监测年会,跟2019年的监测年会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参会人数明显增多了!从这几张照片大家会看到监测这件事情,最近这几年是一个加速度发展期。监测部门从遗产地的边缘机构,慢慢发展成为遗产地日常管理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平台。监测年会的内容越来越多了,2019年监测年会,发布了一系列的文件,包括监测年度总报告。经国家文物局同意,监测总报告现在已经以一种半公开的状态发表了。下一步应该通过各种途径向社会公布,好的要公布,不好的也要公布。我希望遗产地的至少是市区领导,特别是那些有问题的,或者跟别人比处于落后状态的,要关注遗产地的监测情况。大家只要有心关注每年的遗产监测报告,学习研究,跟踪个三年五年的,应该能培养出一批研究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专家。

我们说,现在世界遗产要进入到从注重数量增长变成向高质量的管理发展,怎么去体现呢?就在遗产监测和监测报告上体现。现在从国家层面来说,无论是软件和硬件,都做了很多的工作。这两天我们听了不少关于监测云的开发。现在监测从技术手段来说,有特别高大上的,也有特别方便人民群众的,比如厦门,好像也有老百姓拿着监测云去实施对照检查监测等等。监测理念越来越越普及,监测技术越来越先进,监测成效也越来越明显,而且形成了一系列的工作程序。我这里边准备了几个案例,我就不详细讲了,一个是广西花山岩画的监测,一个是厦门鼓浪屿的监测,还有一个是关于海丝遗产的监测,海丝正在申报过程当中,但是监测已经先上去了。

昨天我们刚刚开了专家评审会,大家一致同意,良渚古城遗址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体系通过验收,而且认为它差不多代表了目前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系统的最高水平。专家给予了很多的肯定,认为它在技术上有很大的先进性;有着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针对良渚古城这种遗址区划面积大、遗存要素多、而且潮湿环境土遗址这样一些特殊背景、包括生产建设生活的压力大等等,设计了一个有效的系统,包括日常巡查、监测云巡查等等都有。

今天上午我们还专门讨论了在良渚古城遗址要开展专项监测,即潮湿环境下土遗址保护的专项监测。在大型考古遗址世界遗产开展监测,目前我们认为良渚的基础条件最好。硬件上最好,软件上也最好。我们现在对良渚遗址的工作寄予了厚望,良渚遗址起点非常高,不光是申遗的起点非常高,监测预警系统建设的起点也非常高,特别是良渚遗址管理者的理念和能力,我们也认为是比较高的。

一般说来,在经济社会各项建设比较发达的地区搞世界遗产的正面带动,比边疆少数民族老少边穷落后地区搞世界遗产的正面带动作用,要高出很多倍。实话实说,世界遗产地的经济建设一定要保持一定的控制,这多多少少会跟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等一些诉求有一些矛盾,这种矛盾在发达地区也存在,但是解决的途径要多得多。良渚起点比较高,对良渚的期待也非常高,我们也有理由对良渚遗址的监测预警系统报以厚望。

今天和昨天,我们大家在充分肯定良渚遗址监测预警系统的先进性、合理性、科学性、实用性等等这些方面的同时,也在从发展,从高标准、严要求、厚期待这个角度也提了不少问题。我昨天准备PPT的时候,准备了四问。今天上午开会的时候,我发现良管委自己准备了七个问题,我觉得这七个问题问得比我这四问要宏观得多,要远大得多,更加富有理想主义,更加具有使命感。

我的“四问”很具体。我们知道,良渚实际投入申遗时间还是比较短的,好多事情在短平快的完成的时候,后面那些还能不能跟得上,还做不做得成。比如说监测系统,有些设计当时主要为了配合申遗,先拿出来再说,等到申遗成功之后再做细致研究,那现在还做不做?这是一个具体的问题。再一个投入和牺牲是比较大的,效益的指标是比较少的,那么效益的指标提出来之后,今后投入还能像申遗时那样去继续投入吗?效益评估如何评估?另外,法人违法,靠我们监测预警系统能够起到那种威慑作用吗?

我这些问题还只是针对于良渚遗址,但是咱们良管委自己的所思所问,那就深入得多了。

他们问到如何开展良渚古城遗址的专项监测,并提出了专项监测方向要侧重于潮湿环境土遗址的保护研究性监测。我们昨天提出,良渚监测要成为中国南方潮湿地区遗产保护的典范,或者示范。但是他们自己问的时候已经提到要搭建潮湿环境土遗址监测保护的国际中心了。这是自己加压、勇挑重担。他们还提到遗产监测如何与遗产管理、遗产保护深度融合的问题;大型考古遗址监测如何和考古发掘研究相结合的问题;遗产监测如何更好地社会化、公众化、如何与遗产教育相结合的问题;对于旅游和游客管理,遗产监测怎么去发挥作用等等。说实在的,他们问的这些问题,是所有我们这些搞世界遗产监测的人都要努力去思考、努力去回答的问题,甚至可以说,下一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要想有实质性的推动和提高,要首先回答这七个方面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次与其说我们是来当专家的,不如说也是来当学生的。我们被问了这么多问题,实话实说,当时回答不出来或者回答不完整。所以,通过这些问题的提出,我们也能够切身地感受到良渚管委会或者良渚作为一个新科世界遗产地眼界、胸怀和气魄。

前不久,在大足的监测年会上,我讲了中国应该建设世界遗产强国的问题。我们已经有55个世界遗产了,肯定是大国,现在我们要建设强国,建设强国要有很多的途径,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要进一步的强化和规范世界遗产监测。我认为遗产监测在我们国家是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方面是公约有规定,是公约内在的要求。另外一方面从中国世界遗产产生的途径来说,也必须在成为世界遗产之后加强监测。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很多遗产,不是遗产自身价值研究成熟了,或者遗产保护管理水平上升了才申报的,而是确定了申遗的目标之后,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通过大量的资金投入,在短时间内达到了申遗的标准,成为世界遗产。但有的留下的隐患是非常多的。还有就是重申报轻管理这个老毛病一直改不了,轻管理首先就体现在轻监测,很多问题如果不监测的话是发现不了的。包括良渚在内,申遗虽然成功了,但是景区建设还要进一步开展;考古发掘和研究,还要进一步深入。这些都需要去通过监测来予以管理保障。另外,文物保护提倡预防性保护,这也需要通过监测来及时发现险情,找出那些影响文物本体安、影响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那些危害性的因素,提前去采取措施,实现预防性保护。这些都需要监测,而且需要不断地去规范和强化这个监测。

前面我强调了遗产地监测要跟国家总平台对接,因为不对接的话,就不能保障国家层面及时的发现和了解情况。说实在的,我们国家法制环境还不是太可靠,有的地方还是人治环境。为了避免人治对于法制环境的干扰,各个遗产地存在的影响突出普遍价值的问题,也需要通过监测来发现。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上讲,中国正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中心。我们要建设世界遗产强国,就必须要在很多方面(而不仅仅是在数量方面)、尤其要在保护和管理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不仅要做好自己的保护和管理,还要尽可能多的发挥国际援助作用。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去做。

很多人都知道澳大利亚乌鲁鲁国家公园艾尔斯岩石最开始的时候作为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来在当地的土著人的吁求下又第二次申报,重新写了一遍OUV,从自然遗产变成了文化和自然的混合遗产。这个例子生动说明,人们对于遗产价值的认识不会一次性完成。我相信,良渚遗址还有很多的考古和研究工作没有开展或者深入进行。今天我们对良渚的认识,只是代表了我们目前保护研究的水平。良渚古城这样一个面积广大、内容丰富、重要性这么突出的一个遗址,随着工作的深入,对其价值的认识有变化有提升,是合乎逻辑的。我们对于良渚遗址的认识,不会停留在今天申遗成功这个层面上。对于未来的工作以及可能带来的变化,除了考古发掘、研究,除了保护、管理外,我希望整个遗产地、整个良管委的人,都要去关心遗产监测预警系统的运行。昨天专家们谈了很多,都希望良渚的监测预警系统能够有效地纳入到整个良管委的日常管理当中,希望良渚管委各个部门不管是做考古的、做保护的、还是做管理的,都要了解良渚遗产的特征,了解遗产监测预警体系,以及遗产监测工作的重要性。在监测中心工作的同志看到某种现象时,要联想到会不会影响到遗产的特性;而其他部门同志在看到监测预警中心发送的信息时,要能够及时反应出遗产存在的情况和要求,要互相能够感应起来,不能互相隔离,更不能成为两张皮。事实证明,只有遗产监测与日常的保护管理融为一体,大家才能共同过好日子,遗产地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管理;我们费了千辛万苦申报成功的世界文化遗产,才能永远地造福于当今社会,造福于子孙后代。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不对的地方,请大家给予批评指正。谢谢各位的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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