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故事 | 北运河钞关成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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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都听说过武清有个河西务,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她的来头有多大。实际上,早在明清时期,河西务就以运河名镇而闻名遐迩了。那个时候的河西务是大运河沿岸七大钞关之一,所有进京的商船都要到这里纳税,是运河货物进京的最后一道关口。所以运河上下,大江南北,所有商家、官员,无人不知北运河畔有个河西务。

河西务本来是潞河岸边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村镇,她的发达,可以说完全归因于运河。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将通州以南的潞河水道加以修整,作为大运河的主航道。潞河由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小支流一跃成为京杭大运河的咽喉要道,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北运河”。到了明朝正统年间,这里的运粮船及官船、商船日夜川流不息。当时的河西务有一片连通北运河的湖水,是一个天然的良港,而河西务以北的运河则经常枯浅、冰冻,船舶难以上行,便停泊于河西务,船上装载的粮食、食盐、茶叶及各地土产、手工业品、海外贡品都被卸下,或入仓,或装驳船运往北京,河西务变成了一个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中心,商业贸易也跟着发展了起来。正统十一年(1446年),兵部尚书于谦向朝廷上书,建议把那些每年征税达不到三万贯的税课司局全部撤销。位于河西务以北的漷县钞关就在应该撤销之列。但从临清到北京有千里之遥,沿途不能不设钞关。明政府经过考量,选中了已经繁荣起来的河西务,正式下令将漷县钞迁移到河西务,由户部在河西务城内设立分司,委派官员驻河西务监收,每年所收钞税,由武清县按季差人解送北京太仓库。

所谓“钞关”是一种税关,主要负责向运输货物的行商征税,而其中又以内河航运的船税和商税为主。因为用明政府发行的“钞”(一种纸币)来交税,所以称作“钞关”。后来虽然改用银子,但钞关这个名字还是保留了下来。明代最主要的七处钞关都设在京杭大运河沿岸。如果一艘货船从杭州起航扬帆北上,一路要经过北新(在杭州)、浒墅(苏州城北)、扬州、淮安、临清、河西务,过一关就要交一次税,最后经过人称“鬼门关”的北京崇文门钞关,这才算平安地把货物运到了目的地。

河西务钞关衙门设在城内,里面驻守着户部派来的官员,所以又称“户部分司衙门”,是河西务有名的“十三衙门”之一。办事的税官税吏们的阵地在城外北运河里,一座由船只搭成的浮桥上。其中间一段可以开启,商船行至此处就要报关缴税。船户和商人自己填写税项,说明船只及货品情况,再由管关官员核对征税。河西务关一开始只向船户征收船税,以船只载货的多少作为依据,以“料”为计重单位,称为“船料”。但在当时的装备条件下,税官难以为船只称重,只能靠目测估量,难保准确,后来改为按船梁的宽窄来确定税率。到了万历年间,作为货物主人的商人们也要缴纳船银,另外货物进店要交商税,出店要交正税……总之无论是对船还是对船上的货物,各种名目的税都已经征到了。明末清初,天津盛产鱼盐。漕运粮船卸下粮食回程时,都会夹带些鱼沿途贩卖,河西务钞关对此也一律照章收税。

明代大运河航运的繁盛前所未有,所以明政府在财政收入上对钞关寄予厚望。河西务钞关设立之初,就被定下了约合白银四万两的年征税额。而河西务也不负所望,每年都能如数完成,税额还呈稳定增长态势,万历年间曾达到过七万一千两之多。与其他钞关一样,河西务钞关征收的税银绝大部分解送太仓银库,留一小部分作为官员的俸银及办公费用。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河西务等七大税关每年收税总额已达到四十余万两,约占当年太仓库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钞关对明政府的重要性了。

钞关的设立使南来北往的漕船、商船云集于河西务,河西务成为北运河畔的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中心。据史书记载,到明朝正统年间,来往于京杭大运河上的漕运船舶及各种官船、商船已达两万余艘。这些船舶运来的粮食、食盐、茶叶及各地土产、手工业品、海外贡品在河西务起剥、存贮、交易,带动了河西务商业贸易的发达。明清时期河西务商铺林立,其中不乏官商、皇商。弘治年间,就曾有人上书朝廷,称那些勋戚之家纵令家人开设店铺,从都城内外一直到张家湾、河西务,这其中就包括大太监刘瑾开始设的皇店,“内有京城九门,外至张家湾、河西务等处”。所以隆庆年间武清知县李贲《河西务》诗中有“堤连第宅公勋店”之句。

不过这样的好局面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明神宗朱翊钧为了掌控税收,从万历二十六年(1598)开始派出亲信太监到各地担任税监,太监张烨被指派坐镇河西务。这位税监贪得无厌地横征暴敛,再加上税吏中的不法之徒各种摊派勒索,商贸运输在这种双重盘剥下迅速萧条下来,以致河西务的布店在几年内竟由一百六十余家急剧减少到三十余家。商家还想出了各种避税的方法,将货物藏匿在马船、漕船、官船的比比皆是,造成了税额的大量亏损,河西务等七大钞关所收税额逐年减少,万历三十年(1602年)至三十二(1604年)年的三年间,亏损税额竟达三十一万余两,已经与一年的应征税额相当了。

清朝建立后,基本上保留了明朝的钞关设置,河西务钞关被保留了下来,其收税数额逐渐恢复,但管理仍然漏洞百出。顺治十三年(1656年),户部查出驻河西务的分司员外郎朱世德侵吞税银一万三千余两。朱世德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官吏,史书中连他的籍贯都查不到,但这案件牵连却极其广泛。朱世德侵吞税银数额巨大,证据确凿,案情十分明了,但户部审议的最终结果竟然是降级留任这么一个轻轻的处分。顺治帝对这个结果感到诧异,觉得其中必有情弊,令发回重申,结果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觉罗郎球被革去少保、解任尚书,另有吏部尚书王永吉、户部尚书戴明及十五个侍郎被削职,朱世德最终被定为绞刑。其中究竟有什么情弊,史书并无详细记载。但可以推测,侵吞巨额税银这样胆大妄为的行为,必然不是一个小小的分司员外郎所能独任的。

到了清康熙元年(1662年),河西务钞关被迁往更加繁华、地理位置更为重要的天津。如今在河西务已经无法找到钞关的历史痕迹了,昔日的运河名镇早已变身为今日的新兴小城镇。但在设置钞关的二百二十余年里,河西务作为入京前的最后一道关口,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还是不应被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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