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运河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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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运河源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其后因战乱与政治中心位于西部,一直没有得到延伸与扩大。到隋炀帝时,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与江南经济的开发,方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纵横数千公里的隋唐大运河。其中隋唐运河永济渠段就流经今聊城的临清、冠县两地,主要引卫河、沁水、清水、淇水等自然河流满足运河水源。到宋金时期,因黄河的冲击,加之聊城位于前线,隋永济渠部分淤塞,只剩下中间御河一段,为重要的漕粮、军队输送路线,可以直达北部边防要地,这一时期因政局混乱与战争的影响,聊城虽位于运河沿线,但经济却比较落后,发展程度较低,人民生活贫困。

  蒙元统一中国后,由于政治中心位于大都,经济中心却在江南,于是决定开挖运河以通漕运,满足京城对粮食、商货的需求。元世祖忽必烈命郭守敬等人先后开挖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从而使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元运河与隋运河相比,在长度上缩短了近千公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刺激了北京、天津、德州、聊城、淮安等城市的崛起,加快了南北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

  元代运河山东段经历了从济州河到会通河的转变。

  至元十九年 1283年),元政府为通漕运,开南起济宁鲁桥,北到东平安山,长150里的济州河,该河北与聊城东阿新桥镇相接,与济水相连。至元二十六年 1289年),为提高漕粮转运效率,全面提升运河的运输能力,元政府又开会通河,会通河南起东平安山,中经东昌 (今聊城),北至临清,与卫河接,长约250余里,并将先前开挖的济州河纳入其中,因该河南通江淮,转运百货,元世祖取 “天下会通”之意,命名会通河。会通河的贯通,对于聊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因元运河分水口设置不合理,导致山东段淤塞难行,水源匮乏,所以元代运河利用效率不高,主要以海运为主。

  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对发展运河漕运非常重视,命工部尚书宋礼、民间水利专家白英疏浚了元代淤塞的会通河,并在京杭运河的最高点济宁南旺镇设分水枢纽工程,将周围汶、泗、山泉之水全部引入运河,然后利用闸、坝等水利设施南北分流,号称 “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解决了这一水利工程难题。

  其后,明景泰、弘治年间,黄河又屡次冲决聊城张秋段运河,对国家漕运造成了巨大威胁,中央政府多次派遣重臣对黄河与运河进行治理,并在济宁设总理河道、张秋设北河工部分司、临清设管河兵备道,强化了对包括聊城在内的山东运河段的管理。清代沿袭明河道管理制度,只是将河道总督一分为三,其中北河总督驻天津、南河总督驻淮安清江浦,东河总督驻济宁,东河管辖范围为山东、河南两地的黄河与运河,聊城、临清、德州、济宁等地的管河官员、水利工程、河银征收、夫役派遣,都归其控制。除管河机构外,因聊城、临清为漕船、商旅、行人必经之地,交通便利,中央政府还在临清设工部砖厂,将生产的贡砖输往北京建设京城、长城、陵墓、天坛等;设户部督粮分司,将南方转运而来的数百万石漕粮供给京城、赈济灾荒、平衡粮价;置户部钞关,对过往的商货船只征收税银,以增加国库收入。

  除悠久的河道外,聊城运河上还有大量的水工设施,这些设施对于保障运河畅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山东运河向来缺水,所以用于控制水源的闸座特别多,因此也被称为 “闸河”,其中聊城段就有荆门闸、七级闸、阿城闸、临清闸、会通闸、土桥闸、梁乡闸、通济桥闸、李海务闸、周家店闸等十数座船闸,其中有数座为复式船闸,科技含量很高。除船闸外,古代政府还在聊城运河沿岸设有浅铺、堡夫、河兵等机构与人员,对运河定期疏浚与挑挖,其管理非常细密与繁琐。

  清后期,随着河政制度的败坏与黄河的北徙,聊城运河逐渐陷入困顿。咸丰五年 1885年)黄河决口于河南铜瓦厢,滚滚洪流将运河张秋段拦腰截断,夺大清河河道从利津入海,聊城以北运河淤塞不通。

  交通优势的丧失,使聊城、临清、张秋等城市经济地位一落千丈,导致商人离散、文化凋敝,繁华一去不再。2014年随着中国大运河入选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聊城也加快了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提出了发展运河旅游业的策略,加大了对运河治理的投入,使古老的运河重新焕发了新机。

(运河学研究院郑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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